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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让别人用我们的技术超越我们!

作者:网友投稿 发布时间:2020-09-29 13:40 浏览:

不要让别人用我们的技术超越我们!——访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

委员名片

崔向群:女,1951年12月生于重庆万州,籍贯山东博兴,天文学家。2009年11月,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,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,国家重大科学工程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”(LAMOST)项目总工程师。1975年毕业于华东工程学院光学仪器专业。1982年,获得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硕士。1995年,获得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博士学位。

11年前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群众游行队伍中,南京天光所承担研制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”(LAMOST)出现在彩车的巨幅播放屏幕上。这表明LAMOST成为体现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、科技支撑能力显著提升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展顺利的标志性成果之一。

11年后,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LAMOST项目总工程师崔向群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作为中国首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天文大科学装置,也是目前世界上光谱获取能力最高的望远镜,LAMOST“巡天”近10年成果颇丰,建议国家对有突出贡献的大科学装置给予持续支持,助力创新二次工程。“不要等着让国际竞争对手用我们的技术做基础,再来超越我们。同时,科技界呼吁顶层设计,基础研究、基础应用研究、应用基础都要并举。”

巡天遥看一千河

一套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成就了一位科学家

记者:看完您的履历,我们觉得您可以被称为“追光者”。这个光可能不只是光明,还有光谱。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光、光谱感兴趣的?

崔向群: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,母亲是中学老师,那会儿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第一版刚刚出版,我母亲就给我和弟弟买了一套。我记得那套书有8本,覆盖了天文地理、动物植物很多内容,非常能启发小孩子的思考。

1964年,我上初中时正好遇到教育改革,当时要求教师教学要生动活泼,有些高中课程要下放到初中,大学课程要下放到高中,而且增加了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。可以说,那段时间对我们兴趣的培养来说意义重大。另外,每年我们中学图书馆大门口都会贴着高考喜报,那时就觉得,清华、北大、北航、科大都是非常好的学校,学长们考上好学校,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。

后来高考暂停了,我成了“老三届”,上山下乡。但我们那时很多人对读书是有渴求的,后来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,虽然没有被分到自己喜欢的专业,但当时就一个信念,既然推荐我上大学,我就要学好。

我初中就对物理感兴趣,在大学期间学的却是光学仪器,后来中科院招研究生,我就结合天文与光学仪器学科一起学习。应用光学主要学3样,望远镜、照相机和显微镜。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测天体,用天体光谱做研究来探索宇宙演化,验证新理论。但放眼看看,所有的光学仪器,包括望远镜都是外国人发明的,直到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(LAMOST)问世,这是由中国人发明的、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望远镜。

改变我们生活的Wi-Fi、GPS,实为天文学基础研究“副产品”

记者:大学毕业分配时,别人都希望在城里工作,您为了专业对口,要求改分配,跑到江西大茅山的光学仪器厂去了。在那里,您有怎样的收获?在国外研究室工作时,您的国外同行又有哪些方法、思路和精神值得我们借鉴?

崔向群:有人认为我去大茅山的经历是段励志故事,但我当时只是很单纯地认为要学以致用、专业对口。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了南昌市飞机制造厂,一到那里我就和他们讲,我学的是光学仪器,我应该去位于大茅山里的5318光学仪器厂,那里也有我的同学。

到了山沟里,我不仅在车间里了解到很多光学工艺知识,也逐渐体会到大家在大山里特有的困惑,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我一段非常难得的实践机会。后来我在英国工作了1年多,又在德国工作了近8年,和欧洲科研人员在一起,我感觉我们的基础课教学并不比他们差,比如一些物理、数学和专业基础知识,甚至是软件编程,很多外国同行经常会问我,你这些都是在哪儿学的?我说我是在中国学习的。但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,就是西方人很重视独立思考,很重视实际动手能力,重视工艺制造。当时在这一点上,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一定差距。以致我们生产出来的很多产品在工艺上显得有些粗糙。现在,这些问题我们已经重视起来了。

记者:您所主导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——LAMOST,是至今为止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。近来我们也听说,它发现了目前银河系中自转最快恒星、发现了新的移动星群、最大质量恒星级黑洞、富锂巨星等很多科学成果。光谱总数越多,意味着什么?转化为对经济社会民生助力,您能否具象的举几个例子?

崔向群:天文是门基础学科,通过这门基础学科,人们可以了解宇宙,了解地球在太阳系、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,了解太阳系、银河系、宇宙的演化。光谱有发射线、吸收线,肉眼可见的波段里,我们已经得到1000多万条恒星光谱,光谱里蕴含着天体的很多物理和化学信息,通过对光谱的分析研究,我们可以了解恒星所处的演化阶段,研究恒星和星系的形成,观测太阳系外行星上是否存在生命。去了解宇宙,从中理解生命的意义。

天文学是基础科学,看起来与经济社会没有直接的关系,但长期看,天文学研究成果助力经济社会的例子不少: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Wi-Fi(无线上网,也称行动热点)的发明与射电天文学家有关、GPS(全球定位系统)的问世有天文学加持,天文观测里还需要有特殊材料、精密器件、高精度加工工艺,这些都会起到促进技术发展,间接地影响经济社会发展。但从一些纯基础研究的角度看,我们不是故意要去研究技术应用和产品出来,研究成果往往不是规划出来的,很多被广泛应用的新技术,其实是基础研究中偶然获得的“副产品”。

能买来的技术都有“卡脖子”风险国内科研要讲求强强联合

记者: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中有两个观点令我们印象深刻,一是强调“基础研究”和“基础研究平台”的重要性,二是强调地方政府应转变观念,眼光不能仅停留于短期内的“经济收益”上,同时也要关注由原始创新引发的“持续动能”。我感觉您想说的也是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的事,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地方政府的观念转变问题?

崔向群:过去,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重视程度不够。比如,芯片、集成电路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国内团队专门在搞了,但搞到一定时候,国外卖给我们现成的更好用,自己就不做了;计算机也是这样,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,单位里就有晶体管计算机,是上海某无线电厂生产出来的,但后来因为能从国外买到,就没看到国内继续做了;再比如光学仪器里面的干涉仪,原来在南京有工厂能生产出来,但后来因为外国实验室里的产品更好,买得到,大家就都去买。可以说,本土科研有队伍、有技术,因为没有重视关键的东西自己要不懈地研发和完善,却一次次丢掉了机会。而我们自己的研发如果长期缺位,关键时刻就会被“卡脖子”。因此,科技界需要顶层设计,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、应用都要并举。此前很多人只重视应用端的事,认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是国家层面的事,地方上只要把应用端做好、可以将其直接转化为GDP,就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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